春秋航空近日因在济南-上海航线上推出一元机票而遭到济南市物价局15万元的行政处罚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有形之手”对市场经济监管的目的应是为其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并对不利行为与因素进行规制与约束。然而在这次事件当中，行政干预显然有些“越位”了。

　　首先，春秋航空是国内第一家旗帜鲜明地打出廉价招牌的民营航空公司。既然是廉价航空，廉价当然是其最大的特色和“必杀技”，春秋航空当然要在机票方面执行比同行更具优势的价格。放眼全球，廉价航空现在正成为世界民航的一支重要力量，受到越来越多旅客的欢迎。

　　世界民航业的旅客群体定位非常清晰，既有对服务要求高的商务旅客，也有对价格敏感的游客，航空公司也为此而分为高端品牌型公司和低成本廉价公司。如果因为一家廉价航空公司推出了超低价格而遭受“行政大棒”，只能显示出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欠缺与偏差。

　　其次，在一条航线上推出1元票价，从某种角度上是春秋航空开拓市场的企业促销行为。当然，济南市物价局出招处罚的出发点是考虑到春秋航空这种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但笔者想问，春秋航空这种行为属恶意倾销吗？笔者了解到，春秋航空在济南—上海航线上推出的1元机票(促销期为11天)占当天舱位总量约10%，即便是99元和199元的特价机票也只占总舱位的30%。春秋航空称，他们在每条航线上都有一套科学的销售体系，因此他们在经营上并不亏损。

　　欧洲著名的廉价航空瑞安航空为了节省成本，甚至要将客舱遮阳板拆掉，把座位焊死，瑞安的做法遭到业界的普通指责，但乘坐该公司的旅客仍与日俱增。为什么？就是因为其超低的价格非常受市场欢迎。试问，如在中国，瑞安的这种行为是否也要因为“旅客将遭受刺眼阳光和固定坐姿”而遭受到行政处罚？

　　再次，如果说春秋航空因票价低于政府指导价而遭受处罚的话，那么对于目前国内市场上低于行政指导价的机票漫天飞的情况(根据民航总局前年颁布的新票价管理规定，航空公司在民航总局规定的基准票价基础上，最低不能低于4.5折)，相关监管部门又该如何处罚？为何偏拿春秋航空开刀呢？

　　如果说，政府对国有航空公司进行价格监管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那么对民营企业监管又是为了什么？

　　如果没有差异化的服务，民营航空公司能陪巨无霸般的国有航空公司玩多久？稍懂得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当其他服务都没有太多差异的情况下，市场新入者能够与对手竞争的利器只有价格。

　　民营航空公司目前正努力在市场上寻求不同于大型航空公司的旅客群体，即对价格敏感的低收入旅客，可如果连价格的差异权都要剥夺，让廉价航空去销售与大型航空公司同等价位的机票，那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民营航空公司将如何在市场夹缝中生存、发展及壮大？我国扶持民营航空公司的一系列政策是否会最终成为一句空话？

　　记得在春秋刚开航广州之时，该公司董事长王正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在广州航线上，航空公司“老大哥”对我们的低价票有异议，我们宁可不销售(低价票)，我们不想成为市场的捣乱者，我们只是想让更多没有坐过飞机的人能坐上飞机。

　　现在想起这句话，感觉竟是如此悲壮。

    与入世五周年相伴而行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突破20万亿元"的消息，一时间引来各方解读。

　　根据官方的说法，今年我国经济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物价较低、运行较稳、实惠较多、后劲较足。事实上，对于这种“低通胀、高增长”的发展态势，已有不少知名专家将其高度评价为“令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难得的发展良机”。

　　基于“快速”之上、业已取得的经济成就，势必成为今后宏观经济形势整体向“好”、经济发展“快中求好”的坚实保障。对于国家而言，她将有望在国际市场竞争的长途跋涉途中，获得一次难得的“快跑之后适时休整”的契机；对于企业来说，伴随着国家财富力量的增强，不仅其利润转化空间将会愈显宽广，而且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的热情和心力也会因之更为充分；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亦将有望享受到更多源自国家公共财政所带来的和谐与福祉。

　　不可否认，GDP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动力。但与此同时，究竟如何使得这种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财富惠及企业和民众，企业又该如何在国家形势整体走好的背景下积极参与、真诚投入到诸多社会活动中，都将越发成为考验国家公共财政功能与效率、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良机。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制度等，大刀阔斧地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推进力度前所未有。据有关统计表明，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杂费，中央财政新增投入约102亿元，地方财政新增投入38亿元；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中央财政安排资金47.3亿元；为推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央和地方财政各安排40亿元。

　　按照中央“科学发展观”和“又好又快发展”的思路，今后我国还将需要更为全面、深入地化解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而有效改善城乡民众面临的就业、上学、就医、住房、养老保障、饮食安全等现实难题，除了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对口解决，更少不了中央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财力保障。

　　虽然我国目前正在逐步大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但从总体上看，社会事业的支出比例仍然不尽如人意。笔者手头的一份资料就显示，发达国家以及一些虽不发达但社会稳定的国家，其公共财政用于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比重都比较高，而我国的这一比例比印度还要低。

　　令人欣慰的是，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最近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公共财政将实现几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逐步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加大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我们相信，在国家财富源源增加的背景下，良策定能兑现民众的良愿。

　　国家富才能企业富，企业富才能民众富。值得倡导的是，随着国家和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了“人文财富”和“绿色财富”的队列中，他们发展企业的同时，积极与国家和民众一道，参与创建“人文关怀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本报驻京记者）

    “面对行业和市场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各基金公司应当保持冷静的头脑，不急功近利，不盲目扩张，不贪大求多，坚持量力而行。”针对近期掀起热潮的基金行业，证监会基金部近日发文要求各基金公司加强风险防范。

    中国证券市场从来就不缺乏神话，也善于创造神话。自去年的股改行情启动以来，个股全面开花，沪深大盘节节走高，投资者人气高涨，A股市场在GDP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等的支撑下“牛”劲十足。但今年下半年的“二八现象”导致许多投资者赚了指数不赚钱，有的甚至是赔钱，而基金则以独到的眼光、超强的理财能力表现优异，不仅净值大幅上涨，也为基民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基金的发行BN 顺理成章地活跃起来。

    2006年12月7日，是中国股市又一个创造出“神话”的日子。嘉实策略增长基金仅仅在一个发行日内就募集到400亿元的资金，这也诞生了国内投资基金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纪录。

    资料显示，2005年新发行基金共57只，发行的总规模为1002.84亿份，比2004年缩水46%；而今年到目前为止，新成立的基金家数达到了85只，首发总规模达到4000亿份左右。两年前，当海富通收益增长基金以131亿元的募集份额创下中国基金历史上单只基金发行规模之最时，市场曾经一片惊叹之声；而在今年，包括嘉实策略增长在内，首发突破百亿的新基金已经达到了6只。

    如今的基金发行，不再是比谁的规模大，而是在比谁发行快、用的时间最短，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无疑与基金的财富效应密切相关。于是乎，抢购基金成为时下的热潮，银行门口又摆起了久违的长长队伍，甚至有为数不少的老股民也放弃自己多年坚守的“阵地”，转变成了基民。透过现象看本质，说明基金发行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但是，在基金疯狂发行的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某些基金公司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其人才储备却略显不足，甚至于有的基金经理一人要代管两只基金。同一公司旗下基金之间的“防火墙”形同虚设，这是违反管理层的相关规定的。而且，在此种状况下，不能排除某些基金为了业绩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发生，其中的道德风险不言而喻。

    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经过一年多的牛市行情，许多股票的涨幅均不小。那些蓝筹股基本上都是“名花有主”，新发基金不可能再在这些股票上建仓，否则就会成为别人的“轿夫”。而根据基金契约的规定，又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建仓，但目前两市的平均市盈率已不低，到12月5日止，深市股票平均市盈率超过30倍，沪市股票平均市盈率也接近27倍，新发基金将面临着无股可买的尴尬境地。如果新发基金在二级蓝筹上建仓，由于这些股票的流通股本相对较小，今后又存在流通性不足所带来的风险。

    在1999年到2001年的大牛市，为了瓜分市场的利益蛋糕，新成立的券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但券商超常规发展的弊病在熊市阶段显露无遗，结果其中的“裸泳者”纷纷出局，130余家券商中竟然有29家“完成”了“历史使命”，确实值得深思。

    其实，券商的出局显然也为基金的超常规发展敲响了警钟。目前管理层的思路是不断壮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但如果监管跟不上，再加上基金本身的内部治理结构并不规范，在超常规发展的背景下，也许下一次出局的将是某些基金公司了，这不能不让我们为基金目前的疯狂发行表示担忧。

    (作者系知名财经评论员)

    （詹小洪  2006-12-11 南方日报） 
    链接:http://business.sohu.com/20061211/n246952755.shtml